〈那些在治療室裡流動的感覺〉—創傷治療中的移情與反移情

移情（Transference）和反移情（Countertransference）這個詞，是從精神分析開始的，移情指的是個案對治療師的情緒、感受、和想法；反移情則是指治療師對個案的。簡而言之，移情和反移情，就是指個案和治療師對彼此的感覺。

佛洛依德（Freud）1910年提出這個觀念時，認為這些情感源自過去未解的、對重要他人的感覺，因而命名為「移（Transfer）」情。移情成為治療中重要的素材，我們得以理解、感知，和修復過往的傷。而治療師需要不停地藉由個人的治療，去修復、通達理解自己過往的生命議題，盡力排除反移情，反移情是治療師過往生命的幽魂，會污染和干擾個案的治療。

這樣的論述，過度簡化了關係，一切都像化學實驗，在無塵室中，治療師像是實驗者，消毒乾淨，實驗的結果於己無關；個案心中的情感都是過往的結晶，治療師只是催化物，不參與反應的過程；治療師最後是記錄者，悠悠地記下實驗的歷程和結果。事實上，治療師對於個案的移情有所貢獻，治療師對個案的感受也牽動了個案對治療師的感受，治療師和個案對彼此的情感，或許有過往遺跡、也可能是當前關係的特定產物，那並非僅是過往的幽魂、僅為歷史的遺跡、或借屍還魂的虛假之物。若堅守這個論點和位置，不免讓個案有一種冷淡、超然、疏離的專業姿態，對治療師的情感都仿若自作多情。而這樣的治療想像，也正是後來許多理論試圖鬆動與回應的起點。

佛洛伊德以此出發，一則可能是其完美主義的性格使然；二則其過往神經科醫師的訓練，拆解心靈時，不免以人體臟器，結構分明地視角看待；最後，佛洛伊德其實是情感深切、又理性克制的人，這樣的矛盾性可以理解他以反移情為戒的立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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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3年，馬丁・布伯（Martin Buber）出版的書我與你（I and Thou）中，提出人和世界的關係，有兩種模式

1. 我－它/他/她（I-It）：對方是一個可以被理解、分析、使用、分類的對象，關係是單向的、功能性的。

2. 我－汝/你（I-Thou）：對方是完整的、活生生的存在；關係是當下的、相遇的、雙向的。

在這，我引述許豪沖醫師在2025年自體心理學年會的文字補充：

我與它/他/她，意味經驗遠離的視角，傳遞著一種對客觀存在物品的態度，既然是客觀存在，意味著我可以獨立於他之外而存在，他可以被品頭論足、秤斤論兩、被吃掉被拋棄，這裡清楚劃分了一個主體與一個客體，研究者是科學研究的主體，個案是被觀察研究的對象，形成一人心理學的理論。

我與汝/你，是一種經驗貼近的心態與關係，是我們一起的心情，沒有你就沒有我，有你才有我，你就是我的全部，像母嬰、像戀人。這種情感與關係連結，蘊含著兩個主體，這種心理現場就是常說的兩人心理學，除了愛與恨、喜歡與不喜歡，或是說愛恨矛盾，這是所謂的兩人心理學。

治療關係在此觀點中，是兩個有主體的人，此時此刻的真實相遇，誰都無法假裝不在其中，關係無法複製、切分。

1950年代，小兒科醫師兼分析師溫尼考特Winnicott將反移情重新理解為治療關係中的重要訊號，有些無法語言化的童年創傷，個案藉由身體、情感和非語言溝通的方式，讓治療師感受到。例如，治療師如果感覺到被個案強烈的控制和否定，進而有厭惡的感受時，那可能是個案無意之中，讓治療師體驗了自己早期童年的經驗。這也意味著，反移情不再只是需要被排除的雜訊，而成為理解創傷的重要入口。

1970年代，分析師和自體心理學之父Kohut認為反移情是治療師得以理解、同理個案的路徑，如果治療師感覺到對個案強烈的感受，包括無力、被需要、被理想化，可能意味著對方處在破碎、渴望依賴的狀態。

1990年代以後的關係取向，認為反移情不再只是個案過往歲月、重要照顧者的投射，而是一個人在當前關係中對另一個人的真實感受。

以《金門》入選奧斯卡紀錄片提名的導演江松長，在台通的訪談中提到：

「我認為紀錄片不是紀錄，當你決定要拍什麼、不拍什麼，把什麼剪輯下來，那就不是現實了，那就是一個非常主觀的東西，是我當導演選擇過的東西。那為什麼要假裝是真實、假裝是紀錄？紀錄片是導演視角的一個回憶。讓參與者覺得說也是自己的經驗，但不是現實、事實、紀錄。是用真實素材來說故事。

什麼是真實呢？當我問你昨天在幹嘛，你不會告訴我你幾點起床、刷牙等等等，你會講你去某個地方、感覺是什麼。那依然是事實，是你決定要分享的事實。

坐在這邊的你，和在家裡沒有人的你，是一樣的你嗎？我們身為人，不斷在表演，觀眾不一樣而已。坐在這邊的我和在家裡和朋友聊天的我，說話是不一樣的，但可以說哪個是假的、哪個是真的我嗎？」

移情與反移情亦非個案或治療師的幻想，而是兩個人在特定關係情境中共同生成的真實經驗。治療關係中的感受，並不是對某個「客觀心理現實」的偏離，而正是此時此刻關係本身的呈現。「紀錄片是導演視角的一個回憶。」而治療關係中的經驗，是兩個人視角交會後生成的心理真實。若我們承認紀錄片無法脫離導演的觀看，那麼在心理治療中，否認移情與反移情的真實性，反而更像是一種對關係影響力的否認。

回到創傷的治療中，受創傷的人，很多經驗是童年時發生的、童年的創傷中，有許多是被拋下、被忽視、被作為情緒宣洩工具的經驗，那往往帶著巨大的恐懼、羞愧、憤怒、混亂、和其他無法言說的感受，治療師的在場、肯認、和見證，是治療中的重要過程。

若將這些理論與觀點拉回現實中的治療選擇，我建議治療師除了學習特定的技術學派（SE、EMDR、IFS），也盡力踏在比較互為主體的哲學觀去理解個案，我相信那比較貼近創傷和關係的真實狀態，也比較有機會回到地獄、帶回過往時空的幽魂。

而願意踏入治療的人，在選擇治療師時，也可以搜尋對方在網上留下的資料，盡量找具備針對處理PTSD治療學派（SE、EMDR、IFS）的學習經驗，因為創傷有很多面向是語言到不了的；也看看治療師是否願意讓自己站出來一些，願意自我揭露、或説説對於治療的想法，通常代表他比較願意讓自己的主體性被看見。

古希臘神話中，奧菲斯帶著樂器走入冥界，試圖尋回亡妻。他不是用武力，也不是用意志力，而是用音樂陪伴與見證。然而，真正困難的，從來不是走進地獄，而是在黑暗與不確定之中，仍然不急著回頭確認、不急著證明關係是否存在。在創傷治療中，治療師所面對的，往往正是這樣的時刻：無法保證修復、無法確定結果，只能選擇是否願意在場、承受、並見證那些尚未被理解的經驗。移情與反移情，並不是治療的干擾，而是兩個人一同走入心理深處時，關係所留下的痕跡。當這些經驗得以被承認為真實，而不再被視為幻想或偏離，創傷才有可能不再只是孤立的記憶，而成為能被放回關係中的生命經驗。